原标题：侨乡异乡 写不尽道不完的两地情缘 影片中的侨批道具信。 本版图片均由电影出品方提供 一部只有1400万元拍摄成本、没有大牌明星加持、全素人演出的方言乡土电影——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爆红。通过侨批题材和潮汕乡土文化、泰国潮籍华人所在国文化的叙述，书写中国人善良、讲情义的主题，我认为这是影片成功的主要原因。 广东省的潮汕地区是中国著名的侨乡。清朝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正式宣布解除海禁，恢复对外贸易。此后，载着粤东、闽南和赣南一带人民从潮州府樟林港出发驶往东南亚各国的“红头船”扬帆出海。1860年汕头开埠，火力轮船开始在汕头港运营，靠风力、人力运行的“红头船”才逐步被淘汰。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，分别从樟林港、汕头港“过番”下南洋的潮汕人约有1000万。发展至今，海外的潮籍乡亲已经约有1500万人，仅仅一个泰国，就有600多万人，刚好与潮汕本土的人口大致相当。所以，有“海内一个潮汕，海外一个潮汕”之说。潮籍华侨华人聚居的泰国曼谷有“小潮州”之称，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海滨城市新山市则有“小汕头”之称。 海外华侨华人开始下南洋时，乘坐的是“见风使舵”的“红头船”，怒海巨浪，生死由命，是为了不让父母和妻儿饿死而背井离乡挣钱养家，正如那句俗语：是“食到无，背起衫包过暹罗”。到了海外，他们干的是社会最底层的苦工，在山峇（山区）是“日出乞（给）日曝，雨落乞雨沃；所食番薯糜（红薯粥），所擎大杉木”。在城镇是“阿老叔，脚曲曲，三轮车，刻苦逷（蹬）”。四百年红头船“过番”历史的艰苦磨炼，铸就了潮人勇敢拼搏、敢于创业和重视情义、抱团发展的精神，创造了陈旭年、陈慈黉、高绳芝等成功的典型人物。 当然，更多的“番客”还是像《给阿嫲的情书》里的郑木生和谢南枝那样的一辈子打工或者做着小本生意的普通人。但是，无论是穷是富，是小本商人，还是富商大贾，反哺家人、回馈家乡却是他们一致的行动。于是，有了银信（汇款和信件）合一的“批”，有了经营“批”的“批局”。 这数以百万计的“番批”（来自“番畔”）和“唐山批”（来自中国侨乡）的双向奔赴，家长里短，互诉衷情。“过番”四百多年至今，潮州“番客”已经从华侨变成了华人，虽然国籍变了，但他们对中华的文化认同始终没有变。“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，烙上中国印。” 华人群体保持了原来在潮汕侨乡的生活习惯、信仰民俗。一旦能在某国某地扎下根来，“老爷宫”（神庙）便建设了起来，族群的社团组织就组建了起来，华文学校就办了起来。在“番畔”（国外）的1500万乡亲，把潮汕人的性格、风俗信仰、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习惯都带到海的那边去。中国的传统节日在“番畔”那边过得与潮汕侨乡一样红火，英歌舞一场又一场跳了起来，潮剧一夜连一夜演了起来，“老爷”（神明）一天又一天游了起来。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的“营大老爷”，潮州、福建、广肇、客家、海南五个族群共同游神赛会，盛况空前，已经成为了当地人的民俗文化“嘉年华”和驰名国际的文化旅游项目。每当游神节日，万人空巷，慕名而来的游客多达20万。陈再藩等先生利用中国大锣鼓和二十四节令创造出来的“二十四节令鼓”不但在当地敲响，而且传遍了世界各国。 潮汕文化与华人文化的深度交融，最有趣的例证是潮汕话与华侨所在国语言的互相借用。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，华人们个个都懂四到五种语言（方言），讲话的过程中经常进行“语码转换”，熟练而自由地切换不同语言的词语。也因此，华侨华人把借来的英语、马来语、泰语也带回了潮汕侨乡。我从小就从长辈口中习得“啰喱”（lorry，汽车）、“士巴拿”(spanner，扳手)、“奥赛”（outside，出界）、“述”（shoot，投篮）等英语单词，还有“五脚结”（kakilima，骑楼）、“动角”（tongkat，拐杖）、“镭”（duit，铜币，钱）、“朵隆”（tolong，饶恕，保佑）、“干茼”（kentang，马铃薯）、“舒佮”（suga，偏好，自愿）等马来语词。反过来，有不少潮汕话词语则被借用到了泰语、马来语中，正如《泰国大百科全书》总编辑、朱拉隆功大学名誉博士披耶阿努曼拉查东所指出的：“泰语采用了汉语的词汇，有关华人特有的某些物品和食品的名称，以及一些与贸易有关的词汇，很大部分用于口头方面，许多已被全盘移植进泰语。泰语中的汉语词汇，是潮州或汕头的方言。”这是一种双向奔赴的语言互相借用现象，成了社会语言学家们很感兴趣的研究课题。 □林伦伦（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， 汕头市华侨历史学会会长， “潮汕侨乡与华侨文化”丛书主编）（读者 林伦伦）